影视剧本委托创作合同的定性

在路法律评论2019-11-30 13:39:18

一般在某个知识点的介绍、阐释,或者文章的撰写伊始,惯例性的需要首先对某个基础性概念做个简单的归纳和概括。但在这里,笔者不想对“影视剧本委托创作合同”首先就作出一个概念性的界定,因为这种概念性的界定,很可能会涉及到合同定性问题,而合同定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取名“委托创作合同”,而实践中也有可能使用“聘用合同”、“服务合同”等词语。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为什么要去讨论“委托创作合同”的定性问题?因为很显然,对委托创作合同的不同定性,必然涉及到该合同的内容是否受到合同法或者著作权法的调整;必然涉及到该合同是否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哪一种有名合同规则的法律调整;从而也就必然涉及到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很简单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委托人能随意单方解除合同吗?


二、委托创作合同的特点

对合同的定性,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对合同主要内容的分析判断,而不在于合同的命名。影视剧本委托创作合同通常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甲方即委托方通常是具有一定影视剧制作能力的企业法人;而作为受托人的乙方通常是个人自然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为受托人的委托创作合同并不鲜见。当然,即使合同中的乙方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但是最终完成作品的、创作作品的仍然是自然人。这就会更深层次的引起更多的问题,比如如果乙方是非自然人,那么乙方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还是单位作品?著作人身权能否分离?著作人身权能否转让?作者署名权如何保障?

二是,影视剧本委托创作合同是一种双务、有偿合同。受托人有义务向委托人交付作品,委托人有义务向受托人支付报酬。

三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通常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受托人不需要接受委托人的规章制度管理,委托人向受托人发放的也不属于工资性劳动报酬。因此,委托作品一般也不被界定为职务作品。

四是,合同标的是创作行为,或者更准确说是创作成果。委托人关心的是受托人能够交付符合委托人需要的创作成果即作品。委托人通常会对受托人的创作行为提前作出创作要求,以保证其能够获得其所需要的产品。委托人在收到初步作品的时候,也有权要求受托人按照其要求进行修改。

五是,委托创作成果本质上是一种智力成果,是作品,同时受到著作权法调整。


三、委托创作合同的定性及其后果

影视剧本委托创作合同的定性目前主要是承揽合同、委托合同、特殊合同等的争议。国家版权局在1999 年11 月11日《关于<快乐大本营>一案给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答复》中称,委托作品为“在民法的委托或者承揽关系下创作的作品”。国家版权局给出了这样一个两可的界定。然而,司法实践和理论中,却需要进一步探个究竟。

(一)委托创作合同属于承揽合同

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从定义上看,影视剧委托创作合同同样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即作品,委托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受托人与承揽人一样,也是自己完成主要甚至全部工作。应该说,从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以及承揽合同的特点来看,影视剧本委托创作合同的特征与其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德国学者迪茨也认为中国的著作权法实际上是“以承揽作品的意义使用了委托作品一词”。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廷一与孙午良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上诉案”【(2012)高民终字第34号】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涉案合同系陈廷一按照孙午良的要求创作涉案作品,陈廷一交付其工作成果,孙午良给付其相应报酬的合同,涉案合同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的定作人单方解除权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所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一种。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定性并非是独立的、单一的,还有一些法院的裁判中也认定委托创作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定性,虽然北京高院的该判决被最高院推翻,但是不能否认司法实践中定性现象的不一致。

(二)委托创作合同属于委托合同

该观点认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委托创作合同的特点开看,委托创作合同都应当被归属于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申字第2353号“孙午良与陈廷一委托创作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关于涉案《作品整理和创作合同》的性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本案中,孙午良委托陈廷一为孙午良的父亲孙克定撰写传记(简称涉案作品),双方在《作品整理和创作合同》中对作品的署名和著作权归属等作了明确约定,该合同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委托创作合同的特征,一审、二审法院将该合同认定为承揽合同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接着最高人民法院论述到“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委托创作合同属于合同法委托合同的范畴,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适用于委托创作合同。”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态度表明了委托创作合同的定性、法律适用问题。司法实践中认定委托创作合同属于委托合同的观点也是主流。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观点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委托创作合同属于特殊合同。西南政法大学讲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易健雄认为“委托创作合同不属于委托合同, 其本身与受委托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若

合同只涉及委托创作而无涉于受委托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该合同即属于承揽合同中的定作合同;若合同中还约定了受委托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则该合同属于混合合同———其中部分属于承揽合同内容, 部分属于以承揽合同内容为基础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内容。在处理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时, 除了适用《合同法》总则部分规定以外, 还可以适用《合同法》第十五章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以及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笔者同样认为委托创作合同是一种复合合同。首先,单纯就委托创作合同本身来说,无论是界定为承揽合同中的定作合同也好,还是界定为委托合同也罢。当然,笔者更倾向于将合同本身界定为委托合同。但是该合同很类似于物权法的有因性理论,债、物分开,即委托创作合同和著作权归属本身可规定在一起,可不联系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基于承揽合同或委托合同的性质,是不是定做人或委托人可以随意解除或者说法定解除,以及解除之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以及是否可以通过合同双方明确约定排除委托人的随意解除权。委托人的这种随意或法定解除权,一方面是对委托人或定作人的保护,另一方面却也是对受托人或承揽人的可能性的侵犯。所以,要通过明确的限制解除约定或者解除责任的承担来保护受托人的合法权利。



吴在路律师

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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