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吴敬琏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齐声痛斥郎咸平

财金真相2019-02-18 07:28:18


昨天,最高法宣布重审顾雏军案,真相哥听闻久久不能平静。当年,郎咸平通过指控顾雏军掠夺国资掀起改革大讨论,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大战好几回合,以顾雏军入狱告终。反改革派的胜利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此后停滞十年。今天让我们好好回顾一下几大改革派当年的精彩言论。


第一个出场的是吴敬琏吴老。吴老绰号吴市场,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郎咸平却如此否定市场化改革,对吴老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吴老当时这样回应道:


“郎的总判断是‘中国的社会5000年来没这么坏过’,他的理由一是单纯发展经济的路线;二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著名的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都是盗窃国有资产;医疗改革市场化,人们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以市场化为手段,结果是教育部门的人通过教改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包括中国目前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上升到恶意侵吞民有资产的行政暴利手段合法的超高水平,总之极其严重。”

“这种说法对不对?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郎提出了民营企业效率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不应该改革,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他说我讨论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讨论小是小非。”

“对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应该讨论清楚,我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糨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心,但结果往往如此。”

“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以市场为中心,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气愤的。”


吴老指控的核心就是郎咸平捣糨糊,造谣、煽动。相比而言,张五常张老的愤怒更为直接。张五常也是一生致力于中国的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对于郎咸平的胡乱否定,他怒不可遏:


不久前读到《亚洲周刊》发表的郎咸平教授写的、题为《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其中小标题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等,骂得厉害。不怀疑个别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样不负责任地一般化呢?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

如果今天的中国是郎教授笔下说的,理应民不聊生。或者说,像郎教授说的到处胡作非为,没有半点做得对,但经济增长破了人类纪录,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不断改进,那就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好了。

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不过瘾?再来。对于国资流失的指控,张五常直言郎咸平不懂什么叫国资流失:


他不知道国有企业的症结在哪里。1990年代初期,有些国企白送人也没人要的,有人问我,张教授你要吗?我说不要,要了等于是仗义帮忙,要了你就得负责员工的生活。后来改了,工厂拿去,工人的生活不用你负责,有人要了,并不一定是要它的设备、厂房,要的是那块地皮。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很多不同的故事,不要随便一般化。

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要停止产权改革,这很不负责任。他对中国的产权改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是要骂的。任何制度都是会有问题。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否认整体方向,那是大错特错。

什么叫国资流失?郎咸平自己是没有想清楚的。199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本的,是政府负担,迟早是要没有的。一部分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有政府垄断,比如出版、金融、通讯。如果没有垄断,这些企业也是要赔钱的。从各国普遍的经验上看,没有垄断权力,国营企业最终都会完的

他不是学经济学的。我最反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倒霉、这么差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心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奇迹,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把所有人的劳动抹煞了呢?他在《亚洲周刊》上骂中国人,我最反对他这一点。


除了吴敬琏张五常两位学界前辈,当时还有两位年轻经济学家站了出来。第一位是张维迎。张维迎很不客气,他认为郎咸平是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学者的第一责任就是要探索真理,为社会贡献智慧。当我们谈到学者的社会责任时,是说你应该怎样通过你的研究成果来推动社会进步。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说的抽象一点,我觉得经济学者的责任应该是怎样使国家的经济、民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如果20年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走向世界的企业都垮了,而垮的原因中我们的经济学者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当然学者的作用也未必这么大),即使只是一点点的负作用,那我们学者都是要问心有愧的,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的政治环境和舆论压力下,确实有不少本来很有希望的民营企业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卖给外国企业。即使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出的资产,也由于操作者担心别人指责自己与民营企业有不正当交易,更倾向于卖给外国企业,即使售价更低。难道我们真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完全由外国企业主导吗?
  
我还想特别强调,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这后一点更难做到,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哗众取宠。而且,学者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学者了。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你名气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说话就越要严谨、慎重,因为无论你言行正确与否,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引导公众舆论。如果一个学者首先对别人实行有罪推定,然后寻找证据演义自己的结论,以偏概全,再寻求大众舆论的支持,这是对社会极端不负责任的
  
我认为中国的媒体也应该反思一下,逐步变得成熟起来。不要动辄说这个学者有“良知”,那个学者没有“良知”,因为这样只会扼杀科学的学术争论,而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可能你们认为有良知的人正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中国有那么多的学者20多年来冒着政治风险探索改革的道路,献计献策,怎么能说他们都是没有良知呢?真正的良知不在于批评谁,而是批评的是否有道理,是否对社会有一颗善良的心。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而且,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的利益。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措施一开始许多人都不理解,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我还要强调的就是,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你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我知道,有些学者的论文,别人用他的数据再做一遍,结论完全不同。


张维迎自己批完还不过瘾,打电话叫好哥们周其仁也站出来说话。周其仁的批评也是精彩得很,就用它结尾吧:


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岗工人问题时碰到国企改制问题的。这些年我先后做过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约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实地访问,与各方当事人交谈请教。实在没有让助理在网上查查数据,就可以隔山打牛的本事。问到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我曾经为文写下结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么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委托人。什么“主人——保姆”,谁是主人谁是客?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资产交给各类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经营、投资、收益的报告吗?要委托人审查吗?从来没听说有。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传统国资呢?连假的报告也没有。据说现在有10万亿国资,听起来了不得的一个大数。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平均以10亿人算,每人只有1万元!真就多得足以令人骄傲?还不知道这笔国资,所负的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局面?产权制度使然,谁也使不上劲。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气。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说产权没有份就没有资格来研究中国的国企。就是爪哇国里的人有兴趣研究中国国企改制,也应该欢迎。要研究,老老实实做研究好了。你们看这位郎咸平,“数据”功夫一塌糊涂,可就是有胆破口大骂“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还发明了“大陆50岁以上的都是拍脑袋的,40岁以下的才是做数据的”。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客气地讲了一篇不同意见,郎咸平就说张军也是拍脑袋的。可张军偏偏离50岁还差得远,岂不是当场被郎咸平自己推翻?“凡50岁就一定拍脑袋”,生理机制何在,心理机制又何在?如此一派胡言,好像还很有趣。我可以肯定地说,郎咸平的这些惊人之见当然不可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问题是,这些缺乏常识、没有逻辑、不讲礼貌的“东东”,究竟是从哪里拍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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