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分析哲学传统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解 ——以杰弗里•托马斯的《政治哲学导论》为例

WM思想实验室2019-04-13 09:17:52

“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是从事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杰弗里·托马斯的回答是: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因此,要讨论什么是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澄清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政治。

一、什么是哲学?

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词源学用处不大,因为爱智慧和求真知并没有把哲学研究与其他许多科目的研究区别开来;简单列举“哲学”在其漫长历史上涵盖的内容也无济于事,因为哲学的内容总是在变化。但是,即使按当前的理解不存在哲学的“本质”,也没有一种研究是哲学非做不可的,总还能举出三种典型的哲学活动:概念分析高层次的理论化研究悖谬。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无法给哲学下定义,我们也可以通过梳理古往今来的哲学活动来明确哲学主要做些什么。

(一)作为概念分析的哲学

简而言之,概念是具有公共性的分类标签。概念分析,首先指的是分析概念适用的各种条件,另外还包括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对概念的功能的分析以及对于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当然,哲学家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分析所有的概念,而是只对基本概念感兴趣,基本概念包括广泛运用于整个研究和行为领域的概念以及特定的研究或行为的框架概念。

(二)作为高层次理论化的哲学

一种哲学理论通常是一种普遍主张,它包括一个或更多基本概念,以及支持这一主张的某种类型的论证。作为高层次的理论化的哲学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基础性的理论化、二级理论化和非自主的理论化。基础性的理论化试图为其他活动和研究提供基础,它包括三种典型的形式:试图把某种事物可能性的条件列举出来,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做的那样;②试图阐述实在的终极性质,如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对存在的探讨;③试图确立某项研究或活动的有效性、意义、道理或价值,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道德生活的意义的探讨。二级理论化就是探讨其他研究和活动的逻辑结构或范畴框架。非自主的理论化把哲学看作是其他活动和研究的继续,而不是验证的独立来源或进行独立的详细考察。

(三)作为悖谬研究的哲学

悖谬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二律背反”,另外一种是类似于芝诺“运动不可能”的悖论。

总之,哲学家从事概念分析、产生高层次的理论,并研究悖谬。政治哲学精确地复制了哲学的一般结构,所以政治哲学家也从事概念分析,产生高层次的理论并研究悖谬,只不过政治哲学家聚焦于政治这一特殊类型的研究和活动。

二、什么是政治?

对于什么是政治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是一种分配财富、权利、自由以及权力的活动,杰弗里·托马斯认为该定义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定义是以一些概念包装起来的,而这些概念本身就需要加以澄清;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定义引起或限定人们注意的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殊类型的政治(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也就是说这一定义没有涵盖足够的政治领域。

探究什么是政治的另外四种观点分别是目的论的、预设前提的、作为论坛的政治和作为过程的政治。

(一)目的论的观点

目的论的观点就是从政治活动的目的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最有代表性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存在着双重的政治目的论。但斯克拉顿认为,人的大部分的具有价值的活动和关系都是没有目的的,杰弗里·托马斯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即便我们能够给政治活动设定前定的目的,这一目的也并不能自动确定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的理性意图。

(二)预设前提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的基础在于某种意见不一致,比如以赛亚·伯林主张政治的预设前提是人们目的的不一致。但是,经过分析杰弗里·托马斯指出,目的分歧既不是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政治的必要条件。首先,目的分歧不是政治的必要条件,例如我们或许都同意正义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但是在建构一个正义社会时我们依然会发生严重的政治分野;其次,目的分歧也不是政治的充分条件,因为目的分歧不只有政治这一条解决途径。

(三)作为论坛或竞技场的政治

我们可以指认出被广泛称为政治机构的机构,它们做出、实践并强制执行将整个社会整合在一起的各种决策,这是关于政治的论坛或竞技场的观点。

(四)作为过程的政治

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有权力关系就有政治,而且这种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观点与福柯的著作紧密相关。

历史上和当前的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的典型表述是采纳论坛或竞技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杰弗里·托马斯提出了政治五因素模型,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拥有政治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典型性地指认出它具有以下五个要素:一个公众主体,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之外是私人领域),为公共领域做出的政策选择,为政策选择做出集体决策的形式以及一个行政和强制权力的机构。

这样一种对于政治的理解,其前提是把政治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杰弗里·托马斯认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一个政治系统而无其他,政治系统是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社会系统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当然,政治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主要体现在其观念自主、因果自主和价值论上的自主。观念自主指的是我们具有一整套专门用来指认政治系统及其机构和实践的术语;因果自主一方面指的是政治系统以因果联系进行运作,另一方面指政治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价值论上的自主指的是价值观作为理想和原则进入了政治领域,其中原则是义务论的,理想是目的论的。

三、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结构

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的研究可以落入三个学科范围:历史学、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历史学一般研究过去的政治现象,而且通常被认为“只认独特性”,关注具体的事件,政治科学则主要关注于描述和解释当前的政治现象,对过去的关注也是服务于描述和解释当前的政治现象,而且政治科学更倾向于探寻支配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律。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和历史学)“价值中立”的目标,虽然人们对这一提法的可行性表示怀疑,韦伯自己也承认,一个人在选择其主题时价值观已经在其中反映出来了,但是历史学和政治科学在总体上的目标的确是要作出并不预设特别理想或原则的描述和解释,而政治哲学与此不同,它一般要诉诸或试图建立理想和原则。


乔纳森·沃尔夫在其《政治哲学导论》中也说:“政治哲学是一门规范性学科,它试图确立规范(规则,或是理想的标准)。”简单来说,规范性研究致力于探讨事物应当怎么样,政治哲学着力探讨政治系统应当怎样安排才合理。政治哲学是如何做这个工作的呢?政治哲学通过分析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检验政治理论的恰当性,并试图解决政治理论中的悖谬来确立规范。

进行概念分析,就是要明确概念所属的类型,分析它在逻辑上的独立性,它的外延和内涵的恰当性以及它的功能。

检验政治理论的恰当性,就是要检验理论是否满足内在的一致性(该理论不包含逻辑上不相容的主张或推论),简单性(该理论以最少数目的假定推论出其结果),平稳性(当悖谬出现时该理论需要很受限制条件就能克服其困难),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相融性(该理论与我们的一般世界观和“最佳”科学相吻合),理论间的支持(该理论与其他经受过昔日检验的政治理论相适)。除此常规要求之外,还有一些具有争议的检验政治理论恰当性的标准,比如看它是否与可得的最佳道德理论相吻合,看它是否是真理,看它是否合理。对于政治理论合理性的检验又包括看它是否符合正当的理由,是否满足工具合理性,是否满足对自洽性的要求,是否符合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以及是否满足罗尔斯提出的反思的平衡。

至于对政治理论中的悖谬的解决,没有单个的固定的方法。

四、以对民主的分析为例

民主是杰弗里·托马斯在其《政治哲学导论》中分析的12个基本概念之一。在这里,概念分析主要是在对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和商谈民主的区分中探讨民主的前提条件;政治理论合理性检验主要是审视对于民主的两种辩护,即内在性辩护和功效性辩护;要研究的悖谬是沃尔海姆关于民主的悖论。

(一)概念分析: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和商谈民主

杰弗里·托马斯把“回应规则”视为民主的核心内容,所谓“回应规则”是指约翰·梅提出的关于民主的一个基本公式,即:在民主制度下,统治行为与那些受到这些行为影响的人们的愿望之间存在必要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考虑这种一致性如何得以确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民主制: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和商谈民主。在直接民主中,统治行为所影响的那些人直接控制了公共政策的表达、采纳和(某种程度上的)执行。之所以在“执行”前加上“某种程度上的”这一限定,就在于执行是直接民主的一个难题,它需要领悟具体情景的特殊技巧以及采取有效的紧急措施的能力,而这不是所有直接民主的参与者都能做到的。这是将直接民主付诸实践的一个难题。

这样的难题在代议制民主中不会发生,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受统治行为影响的人们选择一些人代表自己去阐述、采纳和执行公共政策,有能力履行这些职责的人才会被选为代表。在这里,对于“代表”这一概念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一个代表可以是一个代表委托人的代理人或发言人,也可以是具有某一类人典型特征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只有第一种含义对民主理论而言才是头等重要的。但是,作为“代理人”的代表也还有其细微的差别,因为“代理人”这个概念本身是模棱两可的,一个代理人也许仅仅是一个被委托人,一个严格按照先前指示行动的人,也许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和辨别者,被允许代表委托人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代理人,第一种代理人往往被称为代表,第二种往往被称为特使。一个代议制民主越接近代表的观点,它离直接民主就越近,因为一个特使在“为”公民做出决定时,可能离公民本身的愿望已经很远了。另外,代议制民主还引发了人们对于投票选举制度之正确形式的争论。

商谈民主大多被视为直接民主的一种变体,等于直接民主加上公共理性。商谈民主有两个核心特征。首先,商谈民主围绕着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集体决策中反映出投票者的欲望和偏好这个问题展开,它强调人的偏好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呈现的,交往是个体和集体身份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知识本身的构成要素。第二,商谈民主在公共理性的制约下运行,意思是说,当人们提议、选择和深究选项之时,对于选项的辩护要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主张商谈民主的理论家们对此却莫衷一是,可选的形式包括属于道德标准的普遍性、独立性、透明性和自反性以及属于实践标准的显著性和稳定性,这些标准之间又可能互相冲突。另外,商谈民主在实践中的难题也是多方面的,所以目前它更多的停留在理论的建构中,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乐观地注意到,商谈民主可以在各种层面上应用,即使它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完全排除它的可行性。

(二)理论恰当性检验:民主的两种辩护

为民主所做的辩护一般采取两条理路,一是功效性的,一是内在性的。功效性的辩护力图证明民主更有可能产生某种可取的结果而少有可能产生某种不可取的结果。内在性的辩护则力图证明民主本身就是可取的,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本身就值得追求。

杰弗里·托马斯考察了三种对于民主的功效性辩护,分别主张民主可以更有效地将公民个人的偏好合计成并转化为社会的选择项,民主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民主可以让多面的真理显现出来。通过检验其理论的恰当性可以发现,前两种辩护并不可靠,第三种辩护经过拓展和延伸把它嵌入到整个“公开竞争”的宪政背景中去的话,它是可靠的。

杰弗里·托马斯考察了两种对于民主的内在性辩护,分别依赖自律和平等的价值。通过检验其理论的恰当性可以发现,在一个大众的、代议制的民主体制中,自律的前景是暗淡的;至于民主和平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则无有定论,有学者认为民主带来平等,有学者认为平等或有限的不平等是民主的前提条件。

(三)研究悖谬:沃尔海姆关于民主的悖论

沃尔海姆提出的悖论是,假设在一场选举中,我相信政策X是正确的,但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政策Y,在多数人决策的统治下,我应当遵循政策Y,由此说明我信守了这样的立场:遵循一个错误的政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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