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通关并不一定认定为走私

吴世柱律师2019-06-10 09:27:20

笔者在2015年于《检察日报》发表了《慎对明知推定》一文,明确提出,对于委托他人包税通关的货主,应严格区分其本人与实际通关人之间的主观、客观方面。不能将实际通关人的走私故意,推定为货主的主观故意。近日,笔者搜集到了一则案例,本案例印证了笔者文中的观点,检察院实际上采纳了笔者的意见,认为应当考察委托人一方是否明知受托人是以走私的方式通关。如果不能认定委托人货主明知受托人是走私行为,则不符合共同犯罪。

犯罪嫌疑人郑某作为A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进口部负责人,受公司总经理“刘某”(真实姓名不详,在逃)的指使,明知进口的西班牙米黄大理石光板和毛板货物是应税物品,却以明显低于应缴关税的金额,以A公司的名义委托B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分别在盐田港、蛇口港向大鹏海关和蛇口海关申报进口大理石毛板共计31货柜。经查明,实际进口31货柜货物中25货柜货物为已加工的西班牙米黄大理石板材(特征是表面光滑,有明显打磨,抛光),共8741.39平方米;6货柜货物为西班牙米黄大理石毛板,共2167.58平方米,与申报不符,涉嫌伪报品名、低报价格走私,经某海关关税部门核定,上述货物涉嫌偷逃应缴税额474369.31 元人民币。

办案单位向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郑某后,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准逮捕。其《不予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中阐述的不予批准逮捕的主要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A公司(郑某)对B公司的大幅低报的行为事先明知,A公司不应对B公司的擅自低报行为负责;不能推定A公司在委托包税进口时,有故意放任B公司大幅低报的嫌疑。同时检察机关根据A公司委托报关价格,计算出该公司实际偷逃税款大约为17万元人民币,尚未达到单位犯罪起刑点。因此,根据罪责相适应原则,A公司不应承担B公司的擅自低报所偷逃税款的责任。

 下为在检察日报发表的文章主文:

 例如,20027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5条规定,用特制的设备或者运输工具走私货物、物品的,提供虚假的合同、发票、证明等商业单证委托他人办理通关手续的,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出口的应缴税额委托他人代理进出口业务的,除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均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该《意见》中的“明知”即是推定。 

然而,现实经济生活极其丰富、商业行为极其复杂,用一个文件的几项推定设置的制高点来覆盖经济生活中全部的商业行为,难免会造成误伤甚至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比如,深圳海关张大春在其所著《走私犯罪证据研究》一书中论述,在包税代理通关模式下,如果委托人没有教唆代理人以走私的方式通关,则委托人不构成犯罪。即行为人尽管是以低于正常进出口的税额委托他人代理通关,但代理人的行为非委托人所授意或控制,代理人为了节省通关费用、赚取更多的代理费用,往往以自己独立的行为进行走私活动。此种情形如果适用上述文件中的“明知”规定,显然不能证明自己被蒙骗的委托人将构成犯罪。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其著作《明知与刑事推定》中认为:“明知”分为司法认定的明知与推定的明知,故意的判断决定于客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是故意的对象,依客观构成要件评断故意,乃是当然之理。推定不是凭空想象,而应以控方提出的证据为基础。不能过分扩大推定明知的范围,行为人是否具有明知,一般能够直接认定,进行推定实属多此一举。此外,周光权教授还从控方举证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认定与推定的关系。能通过举证认定被告人主观故意的,不应适用推定。 

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不宜将举证认定简单地以推定替代。而且,查实被告人主观故意,涉及罪与罚,此种规范更应审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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