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第三度嫌疑人》:对于人性与司法伦理的思考

法律博客2018-11-19 09:44:24

法律虽然设置了一整套的证据规则,但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也只能说法庭的目标是查明真相,然而诉讼中的各方又都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去寻找真相,律师为了委托人而辩护,法官、检察官为了司法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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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阳光下的我

来源 | 律事通微信公众号


最近热映的日本电影《第三度嫌疑人》虽然贴着悬疑片、犯罪片的标题,但是我认为这更是一部温情片,没有剧情的急速反转,没有过于血腥的犯罪场面,故事情节沉重缓慢,模糊暧昧,一层一层地接近真相。重心落在罪犯之所以犯罪的具有正义一面的动机上,再一次地叩问人性,叩问司法制度的善恶,引发深刻地思考。


影片名字应为《第三次杀人》,港台就译名为《第三次杀人》,这也更能概括电影中叙述的故事。影片中嫌疑人三隅一共三次“杀”人:第一次是青年时期在北海道杀人,第二次是杀害女孩咲江的父亲,最后一次也是最隐晦的一次,其实是三隅借重盛的法律辩护之“刃”杀死了自己。更确切地说,用“制裁”取代“杀人”更能体现影片对司法伦理的探讨:人是否有决断他人生死的正当权利。





第一次杀人

三隅的第一次杀人,受到了三十年牢狱的制裁,正如法官所言,之所以没有判死刑,是因为考虑到是“社会制造犯罪”的论断,是因为三隅的父母的缘故。考虑罪犯犯罪的社会原因,这不禁让人想到法社会学的一些主张,法律究竟应不应该考虑罪犯的特殊情况进行定罪量刑,又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考虑,这会不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罪犯之所以会犯罪肯定会有多方面的原因,过多的考虑社会的原因是否有避重就轻之嫌。


再者,从中引申出来我们追求的正义究竟是个体的正义还是整体的正义,作为法律人应该明白正义是相对的,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正义就已经不错了,法律作为一种固定下来的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从来都是整体正义,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个体,这也是法律无情之所在,否则面对不同的罪犯不同处理,考虑太多的社会因素,法律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秩序,无疑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杀人,都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当然法律也是有温度的,但是这种温度必须是在枷锁中的,必须有法律的预先规定才能减轻罪犯的刑罚。


法官对三隅的第一次杀人进行了减刑,法官难道真的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吗,法官给了三隅一条生路,导致其三十年后再次杀人,是否法官失职了呢,这些问题在道德层面上引人深思。另外,影片中还对废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于谁有权决断他人生死,谁有权审判人性,影片中有多次借助充满深意的象征物来进行叩问。比如三隅讲到自己养了五只金丝雀,其实只有一只病了,但是他却将四只都埋了,他还放生了一只,这是他在映射自己做了金丝雀命运的主宰者,他也惊讶自己可以玩弄生命,他想问问在这人世间谁能够玩弄生命,想对那个人说“不讲理”。另外三隅在埋金丝雀的地方画了个十字架,以及三隅和咲江以及辩护律师重盛躺在雪地里时身体的十字架形状,都是在反复的强化这一意象,不断重复叩问:究竟谁有权制裁他人?


第二次杀人

三隅面对小女孩咲江长期被父亲强奸的事实,面对女孩的妈妈对之熟视无睹的冷漠态度,面对小女孩还无法承受拿起司法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甚至即使是司法也会变成刀刃在她心灵上再划伤一次的危险,三隅看不下去了,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小女孩,这个被他看做是女儿的女孩,他以这种方式来减少对自己女儿的愧疚。他平静地杀死了小女孩的禽兽父亲,制裁了他,也许他还想去制裁女孩的母亲吧,所以将证词改为是咲江的母亲雇佣他杀死咲关的父亲,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咲关的母亲一个制裁,因为她对女儿遭受伤害的冷漠,她为了维持生活的妥协,她的软弱与自私,他想给这样的母亲一个惩罚吧。



第三次杀人

但是在得知小女孩有可能出庭作证说出真相的时候,他坚定地翻供,否认杀人,以这种方式阻止女孩出庭进而保护她,也许是不想让女孩因此也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不想让她说出其父亲的罪行而因此背负其罪过,但是这一方式的结果是:借司法之手杀了自己,这便是三隅的第三次杀人。


三隅通过杀人主宰了他人的生命,是否是说每个人都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呢,只要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三隅杀死女孩的父亲,这也是他的无奈之选,这应该是他能想到的最佳的解决方式,因为他愿意为此而牺牲生命,也因此主宰了自己的生命吧。



诉讼战术or当事人需求

这部电影之所以有温度就在于律师开始时为了让三隅免于死刑而努力,慢慢地了解到案件中的细节,了解到三隅的动机,他知道无论是否判死刑对于当事人而言都无关紧要,而且他和三隅在愧对女儿这件事上产生了共鸣。


就律师执业而言,确实如重盛所言,要选择对当事人最有利的诉讼战术,而他对于最有利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当事人的需求是什么却判断错误,导致律师只是在其认为对的方向上努力,这样看来这时律师的任何努力都显得可笑。


因为他不明白当事人的需求,他只是在做一个律师应该干的事,而没有问问当事人想让他干什么,不过最后终于明白了。所以说,律师在选择诉讼战术之前,应该首先问问当事人的需求是什么,当事人想要一个怎样的结果。



盲人摸象般的真相

关于真相是什么,影片也进行了反思,法庭究竟是不是查明真相的地方?我们可能很肯定说是的,但是法庭中确定的那个事实只可能是无限接近于真相的,究竟是不是真相,只有当事人知道。因为当事人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事实,甚至有可能进行伪造,就像三隅一次次地改变证词,就像重盛的女儿假装流泪,就像咲江撒谎说自己因为从屋顶摔下来而瘸腿,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掩盖事实。


法律虽然设置了一整套的证据规则,但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也只能说法庭的目标是查明真相,然而诉讼中的各方又都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去寻找真相,律师为了委托人而辩护,法官、检察官为了司法而审判。


这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猜测,以为自己发现的就是真相,却不知那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想。


影片中的真相怎样,到底谁杀了咲江的父亲,又是什么样的动机,影片中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是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暗示,也许这也是在回应真相难寻这个主题。律师认为他理解了三隅翻供的意图,在三隅被判处死刑后向他核实,可是三隅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也许真相也没必要说出来,案件涉及的每个人都能对最终的结果满意,这也许是最好的真相。


就像影片最后提到的容器,不仅仅是说三隅就是容器,关于他的真相难以知晓,也是在说这部影片就是个容器,其寓意深刻,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本期编辑 |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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